不当输液贻害无穷_免费论文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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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的日间水疗中心里都有干不完的活儿，张明华在那里上班经常累得要死，她的工友们不时要跑到街上去喘口气。2012年2月一个忙碌的日子里，当感到自己体力有些不支时，张女士去了一家街头诊所，在胳膊上插了一个针头，让一袋子她以为是“提神剂”的药液输进自己的静脉。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她用自己的拇指指着那个给她输进可能是葡萄糖溶液的地方。这是61岁的张女士唯一保住的手指。因为患上了感染性休克，在急救车把她从那家诊所送到纽约皇后区医院后，医生截掉了她的大部分手和膝盖以下的双腿。
虽然不能确定这种感染源自于那家诊所的治疗，张女士的不幸遭遇却让纽约市的韩国人和中国人社区惊恐不安，他们对用静脉注射方式治疗小毛病习以为常，这都是他们在自己国内时养成的习惯。
据医生讲，虽然袋装葡萄糖输入液和喝的运动饮料差不多，但在中国，静脉注射却随意用在健康人身上。政府多次要求停用这种治疗方式，国际卫生组织也对过度静脉注射治疗发出了严厉警告。
在纽约，有些药店通过悄悄嘱咐顾客不要告诉任何“西方人”，在柜台上非法出售静脉注射液袋，有些下班后的医护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推销静脉注射的提神药剂。据患者讲，还可以在私人诊所花上不到100美元进行挂瓶输液，那里的人对别的问题不闻不问。诊所和药房里的患者和工作人员，都会介绍这种药液和怎样进行输液，但在采访给张女士输液的那家诊所时，他们却不让记者参观一间拉着窗帘的屋子，前台的接待人员说那里正有患者在打点滴。
今年夏天，林佳在自己的咳嗽持续不见好转的情况下，去做了一次输液治疗。28岁的林小姐4年前从中国来到美国，曾在幼儿园做过助理。她说：“我吃过药，美国的药，但都没效。”她来到一家朋友推荐的位于法拉盛的诊所，花了80美元看病，和几个旁人并肩坐在沙发上，每个人头上都吊着瓶。她不知道输入的液体是什么药。她说：“他们都是专业人员，我相信他们。”
“纽约药剂师协会”主席雷・马乔齐说，除了不当销售和使用这种药液，还存在着固有的危险，包括这会让一些患者不去看“高水平的专业医生，查出真正的病根”。
很多去挂瓶输液的都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图的是这种治疗费用相对较低。在美国，静脉注射一般都要由医生开方批准，并由专业医务人员进行操作，因为有可能受到感染，他们对那些患有脱水或不能进食的患者都谨慎使用。
“查尔斯・B.王社区医疗中心”是一家设在曼哈顿唐人街的非营利机构。该中心的医疗总监佩里・庞医生表示，医生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来决定何时使用输液，但是，是否必须开处方来治疗像倒时差这样的小病，在医疗上并没有规定。 据这家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说，他们经常要应付和拒绝那些提出要挂瓶输液的患者。但是在中国，医生却随意让患者挂瓶输液，以至于国家的卫生部门开始进行广泛宣传，以期限制这种行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中国是世界上使用静脉注射治疗最多的国家之一。2012年（有最新数据的年份），中国平均每人每年进行过4.18次输液；而全世界的平均值是2.88次。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这一年中国超过50万例新发生的乙型肝炎，都是由这种不安全的输液方式引发的，此外还有新发生的超过6000例艾滋病病毒感染也是如此。
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政策及管理领域的副教授彼得・姆宁格介绍说，静脉注射之所以在亚洲国家盛行，部分原因是因为那里的很多医生收入微薄，需要依赖通过做比较昂贵的治疗赚钱，这就意味着他们有动力去让患者做这种治疗，而不是给患者开药。
在法拉盛一家诊所工作的吴杰克说，在医生不给患者挂瓶时，他们就会面对着一场医疗文化冲突：患者对被拒绝输液的想法是：“你就相当于告诉他：‘我不会给你看病；回家等死去吧。’”吴先生在自己患上咽喉疼痛和浑身发冷时，也会选择用挂瓶来输入抗生素类药物，而不是去吃药。他说：“这样好得快。”
给这些人看病的医生常常无能为力。在法拉盛开了一家诊所的“韩国裔美国医师独立从业者协会”主席钟尹熙说：“即使需要多费些口舌，我也不给他们输液。但他们会跑回来告诉我，他们在别的地方输了。”哪个地方能输液，会通过一些网站的海外侨胞留言板口口相传，搞得尽人皆知。
在法拉盛那家张女士说她和朋友经常去看病的诊所，三张床并立在一张用蓝色帘子挡着的小阁间里，前台工作人员介绍说，在输液的时候患者可以休息。开这家诊所的梁卫宁说，只有在患者的病情很重时，才会给他们输液。在他说话的办公室的几步之外，诊所的工作人员正陪着患者走进小阁间里，并把四周的帘子拉上。
梁大夫说他想不起来有张女士这个患者，也不记得她被救护车从他的诊所拉走的情形。他否认他的诊所对患者提出的输液要求有求必应，在让一位记者马上离开诊所前，他说：“没有这回事。”
张女士正在对这家诊所和其中的一位医生――孟义龄进行起诉，依据是对她的治疗粗心大意，不符合标准的治疗程序。向皇后区纽约州最高法院投出的这份诉状称，张女士是治疗不当的受害者，并称没有一个人询问她的病因，该诊所只是向她收钱和给她输液。
张女士的律师杰弗里・金说：“他们需要说出实情。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不会进了一家诊所，出来时却四肢残缺。这些诊所需要给患者进行准确的诊断，而不能按患者的要求随意行事，只顾赚钱给他们随意输液。”在用电话联系到孟大夫后，他什么也没说。
张女士的朋友、72岁的朴贞恩说，有一次她得了重感冒，一位和她去同一个教堂的护士在她的家里给她进行了输液。治疗很马虎，朴女士说：“她在我的胳膊上插入一个针头后就走了。输完液后，我就把它拔掉了。”朴女士说，自张女士截肢后，她便和教区里的很多人都发誓永不再输液了。
2013年1月3日，在纽约皇后区医院住了11个月后，张女士将由一辆医护车送到肯尼迪机场，然后回到她丈夫生活的韩国首尔。她的律师介绍说，她负担不起的住院费还没有结，该医院称根据隐私规定，有关情况无可奉告。
在皇后区北方大道边的斯密莱药房，店员说袋装输液要价20美元。但在随后被要求没有处方却想购买时，药房的老板李达说，店员没听明白情况。李先生说：“通常情况下，当我们问‘你是否有护士上门服务？’是指有执照的护士上门进行输液，还要有患者的处方。”
在新泽西州李堡市主街边的“中心药房”周围，居住着大量的韩国移民，一位接受电话采访的男子承认自己是该药房的老板，但却不愿告知自己的姓名，因为他正在柜台上卖处方药，他说：“我知道没有处方卖药犯法。但很多时候我都难以启齿说不。韩国人习惯于此，还有老年人，如果我不卖，他们就会骂我。”
既然这种治疗存在着潜在危险，为什么患者还会有时甚至违法跑去输液？着意拉了拉身上的病号服，来遮掩住颜色鲜红的腿部截肢处，张女士说：“我说不清楚，但（输液）的确能让你恢复体力。”她说，这就是为什么她在韩国的老公和女儿还时不时乐此不疲地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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