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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9 11:22 浏览次数：3540
[摘 要]诗话是东方文学批评一种独有的方式，对于同处于东方文化圈中的中日韩三国来说，三国诗学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从中日韩首家“诗话”――《六一诗话》（中）、《济北诗话》（日）及《东人诗话》（朝）入手，遵循诗学批评原则，秉承着研究相近、相承的思想脉络，尊重三个民族间的诗学发展，可以发现《六一诗话》的开创性、《济北诗话》的继承性与《东人诗话》的本土化等写作特点。
[关键词]《六一诗话》；《济北诗话》；《东人诗话》；诗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52-05
诗话在宋代得到繁荣发展，受益于儒家、佛教文化传播的影响，后来被东亚各国所接受，并与自身文化相结合，衍生出同宗同源，各放异彩的诗学文化，进而形成了东方诗话的独特神韵。古代韩国、日本汉文化兴盛一时，更是保存了大量文献著作，影响了其民族自身的文化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朝鲜诗话、日本诗话。这不仅是古代朝鲜、日本对中国诗学的接受与传承，更是促进了他们自身诗学文化的发展与成熟，可以说是区域性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所研究的著作，是中日韩首次以“诗话”命名的著作。
日本的广义诗话始于空海（774年-835年）的《文镜秘府论》，它被学界誉为“日本诗话之宗”。《文镜秘府论》分为天、地、东、西、南、北六卷，涉及汉诗的风体、声韵、诗病、格律、体势、对属等知识，恪守儒家思想，要旨在于将其发展为陶冶真言的规矩准绳。这种目的明确、实用性强的诗学启蒙著作，可以说为日本的汉诗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指引着日本的汉文化发展的方向，是日本诗学批评的开山之作，它不但广泛地传播了中国诗歌创作知识，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汉诗的发展，其意义毋庸置疑。
日本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著作――《济北诗话》出现在距《文镜秘府论》成书500多年后，这是日本狭义上的第一部诗话。《济北诗话》的作者虎关师炼（1278-1346年）是日本临济宗大师，不但精通佛法，还长于诗文，文采直追唐宋八大家，集禅、儒、文、史多家于一身，是日本早期的五山文学重要代表人物。《济北诗话》是虎关师炼著作《济北集》中的第十一卷，如果说《文镜秘府论》是空海对于入唐所得与自身所学相结合的综合编撰，那《济北诗话》就是虎关师炼对于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的承袭。《文镜秘府论》与《济北诗话》虽同以中国诗歌为批评对象，但是虎关师炼更多地秉承着欧阳修“以资闲谈”的创作风格，以儒家文化为基准，以唐宋时期诗人诗歌为主要批评对象，将自身对于诗学、美学、语言、思想的认识融入其中，带有比较清晰的诗学批评色彩，虽有追随之意，却无造作之病，可见其汉文学底蕴之深厚。从《文镜秘府论》到《济北诗话》，体现了日本诗话自我发展的脚步，其中汉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相融相成的�}络清晰可见。
韩国的广义诗话始于李仁老（1152-1220年）的《破闲集》，它被韩国学者誉为“韩国诗话之冠”。《破闲集》分上、中、下三卷，共81则，所论内容广杂，李仁老将自己的诗学批评理论蕴含其中，全书论及诗文、书法、音乐、政治、历史、民俗、宗教等，涉及中国、韩国古代的诗人作品非常广泛。《破闲集・跋》云：“盖功成名遂，悬车绿野、心无外慕者，又遁迹山林、饥食困眠者，然后其‘闲’可得而全矣。然寓目于此，则‘闲’之全可得而破也。’”[1]（53）这段话很明确地解释了“破闲”之意，反映出李仁老晚年的创作心态，使得《破闲集》在创作旨归上与欧阳修的“以资闲谈”取得共鸣。
韩国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著作――《东人诗话》出现在距《破闲集》成书200多年后，这是韩国狭义上的第一部诗话。《东人诗话》的作者徐居正（1420-1488年）字刚仲，号四佳亭，朝鲜朝时期诗人、文学评论家，一生历事六朝，侍经筵四十五年，主文衡二十六年，掌选二十三榜，为一代斯文宗匠。《东人诗话》是徐居正晚年所著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诗歌评论集，这部书以中国传统诗话形式评论了韩国历代的许多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并兼及中国诗人诗作，以中国儒家诗论为批评标准，开创了韩国诗学批评的先河。如果说《破闲集》是韩国诗话的启蒙之作，那《东人诗话》就是韩国诗话的典范之著，它在继承中国传统诗话形式的同时，将韩国诗人诗作作为主要批评对象，将中国诗学批评理论与自身文论观点融汇贯通，不但体现了作者本人深厚的中韩文学底蕴积累，更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与韩国汉文学相生相辅的本质联系。从《破闲集》到《东人诗话》，体现了韩国诗话的自我觉醒，文学批评视角的转变，也说明汉文化与古朝鲜文化的融合已逐步走向成熟。
一、《六一诗话》的开创性
在《六一诗话》之前，中国的诗歌批评一直是一种理论性强、文体形式严谨的批评形式，作者往往是站在一个审视者的角度，以相应的理论与标准去衡量和评价作品，《文心雕龙》是以整体趋向来评判文学创作的，它以时间为横线，以诗人创作流派、特色为纵线，以文体为批评基本单位，是全面系统的进行诗学理论批评的著作。
《六一诗话》是欧阳修开创的一种全新的诗学批评形式，但这种新形式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诗学批评发展的必然结果。诗学批评本就是主观意识较强的批评方式，无法完全达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总会有些观点被当世或后人所疑。《六一诗话》的出现打破了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格局，《六一诗话》既不像刘勰的《文心雕龙》那样“体大而虑周”，也不像钟嵘的《诗品》那样逻辑严密，具备极强的理论思辨色彩。它是欧阳修从自身出发，
将诗学批评从批评家的社会责任中解放出来，转而为注重
发表见解、记录文学轶事。《六一诗话》在内容上表现为“话”与“论”的有机结合，是诗事与诗论的统一；在体例上是一种条目连缀的文本形态，体现了一种具有弹性的著述体制；而在风格上则轻松活泼，寓庄于谐，在轻松的笔调中，却也蕴藏着重要理论，将严正的批评之笔寓于诙谐的笔风之中，使读者更容易接受。因此，可以说《六一诗话》的问世，打破了正统文学批评的走向，欧阳修以更平易近人的方式开创了中国诗学批评的新形式。 《六一诗话》以一种全新的文体形式出现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之中，“话”本就为说唱文学的一种形式，后由此引申为评论、记录，因此，可以说是一种诗学批评的原生形态。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并没有以全知的视角进行俯视批评，而是将自己放在参与者的角度，记录诗人诗作、趣闻轶事，如：
陈公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 ， 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
龙图赵学士师民，以醇儒硕学，名重当时。为人沈厚端默，群居终日，似不能言。而于文章之外，诗思尤精，如“麦天晨气润，槐夏午阴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又如“晓莺林外千声啭，芳草阶前一尺长”，殆不类其为人矣。[2]（11）
《六一诗话》中没有过多的评论性语言，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评判，想象空间很大。一方面，人们可以将其视为“闲谈”去谈论；另一方面，读者还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批评手段去效仿，其全新的视角和形式，给人们一种自然的亲切之感。
《六一诗话》打破了由前代所开创的理论性强的霸权话语，在中国文学史上掀起了一股诗话创作热潮，仅就宋代而言，司马光的《续诗话》（即《六一诗话》的续作）紧随其后，又有刘颁的《中山诗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许�的《彦周诗话》、吕本中的《紫微诗话》、叶梦得的《石林诗话》等等，诗话创作蔚然成风，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历代诗话之所以能以其独有的风格在中国批评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首先要归因于《六一诗话》开创性的影响效果。
二、《济北诗话》的继承性
《济北诗话》与中国诗学文化的�系是多方面的，即《济北诗话》无论是所评述的内容，还是创作形式，甚至审美追求都被烙上了深深的“中国味道”，这与中、日两国古代频繁的文化交流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济北诗话》就是中国诗话在日本生根发芽的传承体现。全书虽未深入涉及评论日本诗学现状，却也是为日本当世诗学著书立范，使得日本诗学批评能够沿着中国已有的线路去探索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因此，这种继承式的自我提升是日本诗话自我成长的必经阶段。
首先，从形式上看，《济北诗话》的创作形式完全承袭于《六一诗话》，都是以闲谈之笔，行批评之事，看似闲散，实则严谨。而内容上更是以中国诗人、诗作为主要评述对象，上自周公、孔子、陶渊明，下至唐代李杜、元白、韩愈、韦应物，宋代苏轼、王安石、梅尧臣、杨万里等，评及《诗式》、《古今诗话》、《云卧记谈》、《诚斋诗话》、《诗人玉屑》等多部中国诗话著作，涉及诗人广泛，诗风众多，不但体现了虎关师炼本人深厚的汉学功底，也体现了日本诗话批评沿循中国诗话理论前进的步伐。
其次，从批评标准与审美需求上来看，《济北诗话》对于儒家理念的推崇是清晰可见的，无论是对诗人的品评标准，还是对诗文的批评剖析，虎关师炼都严格遵循着儒家的品评立场。虎关师炼在开篇就借品评周公、孔子来引出“《三百篇》为万代诗法”，并借此指出“世实有浮矫而作诗者矣。然汉魏以来，诗人何必例浮矫耶？学道忧世、匡君救民之志，皆形于绪言矣，传记又可考焉，浮矫之言，吾不敢取。”[3]（1）他认为品评诗作是否“浮矫”，主要是看诗作是否怀有“学道忧世、匡君救民之志”，这正是《毛诗序》中所强调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观点，也是中国诗人普遍认可的儒家文学观念。对于虎关师炼来说，他创作的目的就是为日本文人树立一个儒家文学标准，构建儒学批评理念，因此，极力推崇并贯彻儒家批评标准，推行诗文的功能性作用，不取“浮矫”之言，是虎关师炼对儒学精神的继承，也是日本本土诗学文化发展的时代需求。
因此，虎关师炼在《济北诗话》中多次强调这样的批评理念：
赵宋人评诗，贵“朴古平淡”，贱“奇工豪丽”者，为不尽耳矣。夫诗之为言也，不必古淡，不必奇工，适理而已，大率，上世淳质，言近朴古，中世以降，情伪见焉，言近奇工，达人君子，随时讽谕，使�托郧椋�岂朴淡奇工之所拘乎？唯理之适而已。古人朴而不达之者有矣，今人达而不朴之者有矣，何例而朴工为升降哉？周公之言朴也，孔子之言工也，二子共圣人也，宁以言之工朴而论圣乎哉？书之文朴也，易之文工也，宁以文之工朴而论经乎哉？圣人顺时立言应事垂文，岂朴工云乎，然则诗人之评，不合于理乎。[3]（93）
虎关师炼作为五山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师从元代僧人“一山一宁”，他不但是一位功底深厚的儒学大师，他还是禅宗的有道高僧，更是博学百家，尊崇儒学。虎关师炼已将佛学与儒学融汇贯通，因此也决定了他对中国诗学批评并不是全然跟从，而是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深入的观点，这是《济北诗话》最可贵的诗学价值之一。虽然《济北诗话》与《六一诗话》一脉相承，两者之间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但这并不代表虎关师炼对于中国诗论观点的无条件接受，而是始终保留着自己的真知灼见，并能够依据自己丰厚的汉学知识，深厚的汉学底蕴，引经据典，列举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是非常难得的。例如，《济北诗话》中对陶渊明、唐玄宗的综合品评带有很强烈的批判色彩，这与中国诗论中的普遍现象是相左的，但虎关师炼结合了具体的时代背景、人物处境、诗文史实等多方面的材料力证其观点。作为外来文化的接受者，虎关师炼远离异域文化的演进变化，但是也促使他更加认同传统诗教的批评理念，从而将严谨端正的批评理念植入日本文化的土壤之中，并生长出适合日本诗学发展的甜美果实，这是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致力完成的时代使命，同时也与他所处时代、审美意识、自身修养及发展需求不无关系。
三、《东人诗话》的本土化
如果说《济北诗话》是通过对中国诗话的继承来探寻自己批评理论发展的道路，那么《东人诗话》已经开始了自己民族的理论构建及价值取向追求。《东人诗话》的最大特点，也是它与其他诗话作品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所记录和评论的是韩国自己的诗人诗作。 在批评的过程中，徐居正以对比与类比形式对诗歌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论证，而当作者论述韩国诗人的诗作时，常常会选取相似、相关类型的中国诗词进行比较分析。徐居正所生活的朝鲜朝初期，极力推崇儒学，而且朝鲜朝汉学发展具有很深厚的基础，文人们对中国诗人诗作都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徐居正由此推己及彼，将韩国诗人与中国诗人放在同一平台，并多次强调“不专美于前”、“况不及乎”等等，对韩国诗人的诗作给予了极大的认同与赞誉。
例如，《东人诗话》中写道：
古人称杜甫非特圣于诗，诗皆出于忧国忧民，一饭不忘君之心，如避地�~州达行，在间关崎岖，其哀王孙、悲陈陶等篇，可见其志之所存。大元至治中，高丽忠宣王被谗窜西蕃，益斋李文忠公万里奔问，忠愤蔼然，如“寸肠冰雪乱交加，一望燕山九起嗟，谁谓�@鲸困蝼蚁，可怜虮虱诉虾蟆，才微杜渐颜宜赭，义重扶颠鬓已华，万古金�g遗策在，未容群叔误周家”，又“咄咄书空但坐愁，式微何处赋菟裘，十年艰险鱼千里，万古升沉貉一丘，白日西飞魂正断，碧江东注泪先流，满门珠履无鸡狗，饱德如吾死合羞”等篇，其忠诚愤激，杜少陵得专美于前矣。
太白浔阳感秋诗：“何处闻秋声，倏倏北窗竹。”东坡��玉亭诗：“高岩下赤日，深谷来悲风。”能写即境语。印学士�秋夜诗：“草堂秋七月，桐雨夜三更。欹枕客无寐，隔窗虫有声。”其清新雅绝不让二老。[4]（172）
对比是将中国诗词中的批评理论移接到韩国诗词中的比较直接的批评方法。通过类比论证，给予读者直观的认识，是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吸收后的再生，也是本土化的初级阶段。还有一种批评方式更能体现韩国诗话已臻于成熟，那就是韩国诗人诗作之间的比较研究。这种批评意识是建立在已有的儒家批评理念的基础之上，将文学理论融汇贯通，并能应用在韩国诗人诗作批评中，是非常难得的。
如《东人诗话》中写道：
崔文昌侯致远，入唐登第以文章著名，《题润州慈和寺》�有“画角声中朝暮浪，�i山影里古今人”之句，后鸡林贾客入唐购诗，有以此句书示者。朴学士仁范《题泾州龙朔寺》诗“灯撼荧光明鸟道，梯回虹影落岩扃”，朴参政寅亮《题泗州龟山寺》诗有“塔影倒江翻浪底，磬声摇月落云间。门前客棹洪波急，竹下僧棋白日闲”之句，《方舆胜览》皆载之。吾东人之以诗鸣于中国，自三君子始，文章之足以华国如此。
诗当先气节，而后文藻，夏文庄公竦试垣诗，“殿上衮衣明日月，砚中旗影动龙蛇，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果魁，天下评者，讥其自负，郑壮元知常诗“三丁烛尽天将晓，八角章成桂已香，落月半庭人扰扰，不知谁是壮元�O”，大有文庄自负气像，文庄功名富贵虽卓然一时，而立朝大节多有可议者，如郑者，又何足论哉，尝见韦永贻试罢诗，“三条烛尽钟初动，九转丹成鼎未开，明月渐低人扰扰，不知谁是谪仙才”，郑诗亦大蹈袭。[4]（181）
从韩国诗话的发展情况来看，《东人诗话》表现出了明确的民族认同意识与强烈的诗学存在感。和徐居正的其他作品相比，甚至和朝鲜朝前期的其他诗话作品相比，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东人诗话》批评意识和批评理念的成熟与自主。“东人”指朝鲜人，这从意识上就划定了批评范围和批评重点，从新罗至朝鲜朝初年，跨越数百年，即使有中国相关诗人诗作的媒介加以参照，这种直指本民族诗人诗作的品评勇气也体现出了徐居正极高的文学素养及强烈的民族责任心。
《东人诗话》的本土化意识首先是韩国诗文创作繁荣兴盛的标志。没有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本国诗文作为批评主体，就不可能有《东人诗话》的创作。再次，《东人诗话》的本土化意识促进了朝鲜诗学批评理论的逐步成熟，诗学批评的本土意识本身就是韩国诗话自立、自信的标志，也是其成熟的象征。最后，《东人诗话》的本土化意识在韩国诗话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既继承了高丽朝诗话的传统，又摆脱了稗说文学的影响，使韩国诗话成为了一种独立的诗学批评形态，为后世诸多文人学者所效仿，也为韩国古代诗学的兴盛发展指引了方向。
就中日韩三国第一部“诗话”出现时间而言，《六一诗话》之后经过270多年，《济北诗话》出现，而后又经过130多年，《东人诗话》问世。三部诗话产生的时间虽然相差多年，但这并不影响其中一脉相承的、清晰的逻辑性。《六一诗话》作为“诗话”形式的开山之作，与中规中矩探讨诗学理论的“百代诗话之祖”的《诗品》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以资闲谈”的开创性风格将一种全新的批评模式写进了诗学理论的范畴之中，看似洋洋洒洒的笔触却能使创作者深厚的诗学底蕴、广博的诗学修养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蕴力透纸背，这种开放性的批评模式显然对古代日本、朝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六一诗话》产生的近300年后，《济北诗话》以相似的笔触传承着同样的脉动，以唐宋诗歌为主要对象，进行着自身诗学批评理论的构建。再过一个多世纪之后，《东人诗话》所带来的更是突破性的惊喜，但《东人诗话》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放在了本国自身的诗歌创作中，它不是在古代中国诗学的高架上瞻仰文化，而是在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探索理论建设。虽然《济北诗话》、《东人诗话》无论从形式、结构、语言、宗旨都有着《六一诗话》的深刻烙印，但这并不能掩盖它们自身的价值，这是东方诗学批评渐进发展，逐步成熟的一个过程。东方诗学以古代中国诗学为源头，呈辐射性扩散，并在传播过程中从最初的模仿性接受发展为选择性接纳，进而发展成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自觉性文学创作，这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而在中日韩三国的首部诗话作品发展中，这样的脉络亦清晰可见。
一部著作的历史地位是由它的内容与价值共同决定的，内容往往受限于当世的时代需求和作者本身受到的环境影响，而价值的影响往往取决于社会政治倾向、时代审美标准、思想认识等多方面因素。《六一诗话》、《济北诗话》和《东人诗话》作为中、日、韩三国狭义意义的首部诗话，虽然具有发展脉络上的传承与影响关系，但是在内容与价值上都各具特色，这使得它们在各自国家和民族，乃至在东亚诗话发展
史上拥有了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李仁老：《破闲集》，蔡美花、赵季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2]欧阳修：《六一诗话》，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
[3][日]虎关师炼：《济北诗话》，马歌东编：《日本诗话二十种》，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
[4]徐居正：《东人诗话》，蔡美花、赵季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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