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模式的反思

〔作者简介〕 汪权（1972-），男，安徽繁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国际室副编审，法学博士。
〔摘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的会议。在这次会议前后，邓小平对苏联模式做了多次重要论述，从多视角、多层面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反思。这对中共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苏联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3-0097-05
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它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包括很多重大决策的形成，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失误，都同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历来是党史和共和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批评与突破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深刻反思却缺乏重视，目前尚无文章专门论述这一问题。为此，本文拟在概述苏联模式的形成及中国对苏联模式早期抵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重要论述，分析领会这一时期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对我们深入研究苏联模式及其经验教训，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一、 苏联模式的形成及主要特征
苏联模式是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由于当时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和存在战争威胁，苏联模式带有明显的备战型或准战时型特点。苏联模式的特征在经济发展上具体表现为：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不允许其它经济成分存在;经济结构上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形成了重工业占绝对优先地位的畸形经济结构。苏联在20世纪20～30年代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为了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资源配置方面得到切实的保障，实行了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将企业的许多权力收归政府，又将政府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在管理体制方面，实行管理权与经营权的统一，中央部门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于一身，直接支配企业的人力、财力、物力和产、供、销大权;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实行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主要计划指标由国家自上而下地集中制定。它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适应，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搞个人崇拜，压制不同意见，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健全。
后来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与备战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和体制的积极作用开始弱化，粗放发展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体制的潜力也逐渐耗尽;新技术革命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的暴露出来;这个模式封闭半封闭的弊端也开始显现，政治体制的不民主使这种缺陷更加恶化。到1956年这种权力过于集中的负面作用在苏联已经非常明显，束缚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斯大林及其以后的苏联领导人看不到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作出了错误估计，严重影响了苏联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的制定。他们仍然十分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继续大力加强军备，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一再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使苏联国民经济仍然固守原来的工业化模式，使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农业、轻工业落后，更谈不上发展新兴的信息产业，使经济结构严重落后于世界潮流;在经济体制上继续搞僵化的计划经济那一套，不敢引入市场机制。这些都导致苏联提出的发展科技革命的战略成为一句空话，也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允诺长期不能兑现。
二、 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
对苏联模式的早期抵制
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在发展方针上全盘照搬了苏联经验，而且在投资重点上也效仿苏联的做法，把大部分资金投向生产资料工业部门。中国“一五”计划纲要的核心由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组成，这些工厂的特点是规模大，吸收了一半左右的工业总投资。中国工业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矛盾。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在中共八大前后对苏联模式的缺点及其改正办法进行了探索，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如在八大前后，在对待经济发展速度方面，虽然坚持了经济增长的高指标，但通过对1953年和1956年冒进教训的总结，提出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和综合平衡理论，使经济增长保持合理的速度有了一个检验标准。在对待农轻重关系方面，虽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对建立中国工业体系至关重要，但鉴于苏联过分强调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弊病，提出要重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毛泽东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要做到三者兼顾。毛泽东特别提出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他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1956年11月，陈云在商业部扩大部务会议上也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当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八大会议上专门就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提出了二者兼顾的“二三四”比例，即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约占20%，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约占30%，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约占40%。在所有制结构方面，针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存在的问题，陈云在八大会议上提出了“主体――补充”的设想，即社会主义可以存在少部分的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1956年底，毛泽东在与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甚至提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关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毛泽东提出：“把什么都集中于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2]从1956年5月全国体制会议开始，中共中央即着手研究和解决中央集权过多以及计划、财政、工业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一员，邓小平主要针对苏联模式在政治方面所造成的高度集权和不正常局面提出批评。他在党的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并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地位。报告强调：“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报告还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话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同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3]（229-235）。在1957年4月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中，他从思想根源上剖析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化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3]（272）他还从怎样学习借鉴苏联的思想方法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犯大错误，栽大跟头，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以为在建设问题上不会栽跟头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我们不仅“要继续学习苏联，还要会学”。也就是说，“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同一个报告中还强调，“苏联的许多经验是好的，但是如果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就坏了。”[3]（263-268）
由于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不长，经验不是很丰富，我们并没有能够突破苏联模式的局限，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在已有的认识基础上继续前进，而是在探索中逐渐脱离中国国情，甚至在许多方面把苏联模式推向了极端。但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提出的这些好的思想却成为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资源。这其中，邓小平的作用无疑最为关键。由于勇于探索，敢于打破教条主义，邓小平曾作为“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这种政治上的磨难恰恰使他得以深入思考苏联模式的弊端，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非凡的成就。历史已经证明，真正突破苏联模式的禁锢并与之决裂，从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是邓小平。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对
苏联模式的批评、改革开放的起步
1977年7月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新时期的主题。它为邓小平重新反思苏联模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结合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交往的新形势，邓小平总结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鲜经验，对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他深刻地指出：“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4]
这一时期，邓小平从苏联在科技方面落后西方的事实，从思想根源上分析了这种落后的原因，并结合国内对“四人帮”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批判，阐述了实施现代化必须采取的态度。1977年11月3日会见美籍华人王浩教授时，他指出，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他们的思想方法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结果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思想僵化。这妨碍了他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落后了。“四人帮”也是形而上学，一进口什么东西，就说是“洋奴哲学”，毛主席批评他们是形而上学猖獗。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5]（235）1977年10月23日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会代表团时，他指出：“过去‘四人帮’指责我们搞现代化，一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就说是‘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我们把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起点，不这样干才真正叫爬行主义。……行政管理属于上层建筑问题，总是要不断改进的。如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建国初期接受了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经验也有好的，很多并不好，批判是对的。”[5]（228）
邓小平认为，虽然中国和苏联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曾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有区别的。他在1979年11月会见外宾时就中国与苏联在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上的异同作了这样的回答：“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6]（235） 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内发生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苏联高度集权的影响。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6]（329）这里讲的共产国际时期，实际上指的主要是斯大林时期及其所形成的苏联模式。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主要是在经济管理权限上进行划分，着眼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和集权，但对怎样使作为经济细胞的企业更积极地发挥作用则没有具体论述。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邓小平则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索。1978年9月15日他在讲话中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过去讲发挥两个积极性，无非中央和省市，现在不够了，现在要扩大到基层厂矿，要加强基层企业的权力。比如大庆，决定它引进的建设项目，从头到尾应由大庆负责，包括自己派人出去考察，每件技术怎么引进，怎么学，同外国人来往，签订合同等。[5]（376）在企业的组成形式上，他结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改变了原来中国所实行的重视发展大型工业企业的思想，认为“日本企业中百分之九十是中小企业，我们中小企业也是大量的。我们搞四个现代化需要学习日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中小企业的经验会对我们有帮助。中国过去学习苏联的企业管理方法，许多企业追求大而全。现在，有些地方搞试验，把一个厂分成几个厂，搞专业化。凡是这样做的都见效了。”[5]（617）这一看法对其后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对乡镇企业的崛起也是一个重大的推动。 邓小平特别强调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观察问题的视角放得广些、宽些。1978年9月16日听取王恩茂等汇报后，他发表讲话指出：“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从实际出发，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科学研究，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那时候，苏联企业管理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后来我们学了那个东西，有了那个东西比没有好。但现在连那个落后的东西也丢掉了，一片混乱。”[5]（378）1978年11月14日接见中国驻新加坡机构主要负责人时，他指出：“在日本访问时，我们到处讲穷，日本人说这是有信心的表现。他们说得有道理。我在日本说，本来长得很丑，为什么要装美人呢？苏联就吃这样的亏，自以为什么都是自己的好，其实农业、技术都很落后，结果是自己骗自己。我们的框框太多了，一下子要改过来不容易。北京在前门一带建了三十栋房子，外面好看，里面就不行了。可派人出来看看，学人家是怎么搞的。大家要开动脑筋，有的人总认为自己好。要比就要跟国际上比，不要与国内的比。”[5]（429）1978年11月27日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他表示：“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5]（438）在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还坚持原来的发展模式，势必会造成自己发展方面的被动。邓小平并不认为苏联已经找到了一条成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和路子，他通过观察和思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在1980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报告指出，“苏联搞社会主义，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63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6]（250）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从苏联模式的反思中起步和发展的。邓小平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是逐步深入和发展的。
通过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些历史事件的反思，邓小平还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提上了日程。苏联在斯大林时期，严重破坏党内民主，无视法律，给苏联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在中国也由于缺乏一套健全的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和法治制度，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有章不依、有法不循的现象，以致后来酿成了文革那样的惨剧。邓小平对此有很深的感触，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6]（333）邓小平认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6]（333）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和国家把制度和法制建设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和邓小平的这一认识是有着关系的。
这一时期，中共对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和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考察了南斯拉夫。代表团认为，“斯大林企图把苏联经济体制的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被铁托坚决拒绝，但南斯拉夫不失其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其为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党。我们过去跟着苏联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对的。这个报告得到中央批准。访问后我们明确了一个认识：同样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我们认为这一点对于我国是有很大启发的。”[7]根据代表团的报告，中共中央决定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恢复和南共联盟的关系。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中共中央的观点有了变化。这个认识的变化对于党内在思想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起了作用。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模式曾经表现出一定的优越性，但这种优越性有时间和范围的局限，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就应该及时对这种模式进行改革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但是无论是苏联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彻底认清这种模式的弊端并加以彻底改革，反而对这种模式的某些方面还有意识地加以强化，使这种模式最终成为一种僵化的模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以对苏联模式的批评反思为出发点，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起步，也为以后处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34
[2]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27
[3]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7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 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台前幕后[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69
（责任编辑：柯平）

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QQ:522-52-5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