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和三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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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20世纪颇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说起她，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纳粹战犯艾希曼和那部引起广泛争论的报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极端的恶”和“平庸的恶”的讨论。而其成名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对思想界贡献不容低估，关于帝国主义、极权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认识和辨析为政治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而在哲学界，《人的境况》好像更受喜欢。

与一些书斋学者和作家不同，阿伦特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独居一室的思考者，在重重叠叠的书浪中无声地度过寒暑冬夏，相反，她走上街头，站在思想与社会相接的地带，对社会事件进行着紧密思索，用笔与世界交谈着，纸笔相触发出的沙沙声至今有人聆听。在她漫长而又短促的生涯中，人们被她的睿智、果敢、敏锐和独立以及勇敢的品质折服，还能感受到她不为岁月尘埃掩盖的魅力。当回顾这样一位杰出思想者，不难发现她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些人，对她的人生和著作起到不同又独特的作用。他们是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和海因里希。
关于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关系，知道的人首先想到的多半是师生恋，还是浪漫的师生恋。有人称，阿伦特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初期，确实是被当做海德格尔的情人，这种认识的背后折射出来的道德伦理审美心态，当然是人言人殊的。撇开种种议论，海德格尔对阿伦特的影响在恋情之上。阿伦特于1924年来到马堡大学，此时的海德格尔正在构思并写作一本叫做《存在与时间》的书，虽然出身不怎么样，但口才和智慧本身是男性魅力的一种载体，而且和外表的条件构成张力，助长了他的吸引力，那些来班上蹭课的狂热学生就是明证。头脑风暴把这些学生紧紧裹进海德格尔的思想旋风中。阿伦特也是其中一员。两个人互相吸引，从师生到恋人，突飞猛进，而两位智者的结合，除了感官的激情，更多的则是思想上的珠联璧合。这年，他35岁，已有家室和孩子，她18岁，除了忠诚一无所有。 海德格尔
对阿伦特而言，她是海德格尔的“善神，她在思想上给他以灵感，而且后来他还将承认，没有她他便无法写出《存在与时间》” 。她的老师――一位冰冷的思想者――不能允诺给她什么，而阿伦特默默地服从于老师的命令，不给后者家庭和事业的平稳制造任何障碍，保持着恰当的默契，一路充当赞美者。1925年夏天，阿伦特离开马堡，再也没有返回。有人说这是海格德尔始乱终弃，有人说是阿伦特自主离开，种种猜测增加了恋情的神秘感。阿伦特似乎拜倒在天才脚下，对海德格尔的一些行为虽然不认同，于是时而疏远、时而亲近，但总体上温柔处之，即便在他服务于纳粹政府之后，被舆论加以排斥和批判时，阿伦特也是温和多于冷淡，以仰视的姿态远观之。这种温柔以待的方式贯穿阿伦特的一生。阿伦特为什么这么傻？她的成长点在哪里？
事实上，两人持续相处的亲密时间并不多，但是阿伦特受益于海德格尔，“被海德格尔开辟的激动人心的新的哲学路径深深地影响。尽管她自己的研究工作最终同海德格尔分道扬镳，但是她的思想在根本上被她在马堡的这段求学经历所塑造。”阿伦特在一封信中说，“你给我指引的道路漫长而艰辛，超过了我的想象。它将占据我漫长的一生……”海德格尔作为阿伦特思想的引路人，为她打开了通往思想之途的第一盏灯，但开灯的代价是巨大的，为此，阿伦特一生牵肠挂肚，未走出他的影子。只要阿伦特想起海德格尔，就为后者的光芒覆盖得双眼迷离，看不清哪里应该是自我站立的位置。海德格尔希望阿伦特点头称是，阿伦特做到了，心里想的却是“应该是”。她努力背离这种情感，找寻自己皈依的理智，还幸运地做到了。她一面尊敬海德格尔，在1959年《人的境况》出版后，把样书送给他，并称“它直接产生于马堡的那段日子，无论如何这一切都归因于你”，一面审视海德格尔身上的不洁，看透他的软弱和谎言，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相比于阿伦特思想的引路人、老师兼情人的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更像是一个令人敬重的父亲。多年以后汉娜・阿伦特将会认识到，正是雅斯贝尔斯将她成功地培养成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他们于1926年相识。此时，阿伦特转学到海德堡大学。在来到海德堡之前，阿伦特把内心禁锢起来，与自己对话并达成某种认识关系，为自己构筑一片心灵净地，但现在雅斯贝尔斯鼓励她敞开自己，用真诚表达理性和思想。从前的阿伦特不关心政治事件，现在不同了，站在一个独立人格的角度去审视周围的风吹草动。当一切向她敞开，她也想以诚相待，换取对谈者的诚恳交谈。这种变化和启示，就是循循善诱的雅斯贝尔斯带来的。雅斯贝尔斯对于阿伦特在思想问题认识上有多少影响和触动，不好评判，但在思维眼界和生活态度的激发上，雅斯贝尔斯更加清醒和冷静，比起亦敌亦友的海德格尔，深情地俯就于大地之上，像父亲一样，给阿伦特成长与爱，在后者因为艾希曼事件遭受各种声音讨伐时，是他给予支持和声援，还打算写一本著作，专门讨论阿伦特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其思想的可贵。 雅斯贝尔斯
在“二战”时期，雅斯贝尔斯因为妻子是犹太人的身份而被剥夺职务，1949年阿伦特与昔日的老师见面，欣喜异常，一见如故，不见芥蒂，阿伦特说：“我们根本不去想某句话是否该说或者不该说，它是不是伤害对方。朋友之间的互相信任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都相信没有什么能伤害对方。”从1926年相识，到1969年雅斯贝尔斯去世，阿伦特后来前往美国居住，但一直与老师保持联系，往欧洲来就要探望老师，他们的书信结集成册，记录了他们的往来。雅斯贝尔斯对阿伦特“智性上的影响显然不如海德格尔，但是他以身作则为她示范了一种生活方式。阿伦特后来意识到，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是以沉思为其特点的”。1969年雅斯贝尔斯去世，阿伦特悲伤不已，穿黑色衣服缅怀，一穿就是数月。 第三个男人海因里希是阿伦特的第二任丈夫。1899年，海因里希出生于柏林，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自小家境贫寒，“一战”后参加了德国共产党，成了一个头领，在1933年遭到纳粹迫害，不得不到处流亡，事实上对于追随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海因里希心存疑虑，他更愿意成为一个文艺青年，关注文学、电影等艺术，争取过上“一种自由思想者和生活艺术家”的日子。这和阿伦特的浪漫特点相合拍。海因里希不像海德格尔给阿伦特的压力那样沉重，也不像第一任丈夫那样禁止她吸烟，阿伦特和他相处，是轻松的、舒畅的、独立而自由的。用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的观点来看，海因里希具备爱的能力，在爱别人之前，首先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人，互相承担，又彼此分离，爱中没有病态的依赖和付出，也不偏执和激进。在一封信中，阿伦特这样评价自己的爱情和爱人：“当我终于遇到你时，我的恐惧再也没有了……看起来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我能够得到的两种东西：博大的爱和对自我的个性的认同，我竟然两者都得到了。现在我终于懂得了幸福到底是什么。”不仅如此，海因里希在政治思考和历史观察方面也有自己的见解，对于觉悟很高的阿伦特而言，平庸者很难跟上她思想的步伐。
1936年，纳粹迫害犹太人时期，他们在法国流亡期间相遇，当“二战”爆发，法国也在德国枪口注视之下，他们在1940年结婚，并一同逃往美国。1941年去了纽约，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他们从口袋里的大约50美元起手，学习英语、找工作，扩展交际圈，在不经意中赢得盛名，在学校、政治活动和新闻工作中全面开花，成为冉冉上升的闪光人物。海因里希陪伴着阿伦特，“有海因里希给我做后盾我什么都不怕”，“有些时候由于有恃无恐，我甚至敢去干越轨的行为。”
1963年，阿伦特在《纽约客》发表关于纳粹战犯艾希曼的文章，引爆了美国评论界和犹太人世界，人们对她的差评铺天盖地，这次事件成了友谊和爱的试金石，有朋友离去，也有朋友留下，愈发显得感情珍贵。除了雅斯贝尔斯等极少数人之外，海因里希一如既往支持她。听到一些人盲目的评论，海因里希显示出作为一个理智思考的人，又表现出作为丈夫的爱护之情，他“恨不得掴他们的耳光”。像一个“落了伍的绅士”。1970年海因里希去世，阿伦特不停地问，“现在我该怎么生活？”在他死后，诗人奥登和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都曾追求过阿伦特，但随着海因里希的去世，她的心也自动封印了。在她思考时，不由自主地想到海因里希，仿佛他尚在人世，在假想中和他探讨哲学和社会上的问题，轻松惬意，好像自己的第二个化身。海因里希虽然是阿伦特的丈夫，是陪伴她时间最长的男人，但似乎得到的关注不如前两者，特别是海德格尔，也许人们把目光投入到阿伦特作为思想家的身份上，而忽略了她情感的需求。但恰是海因里希，从法国流亡到移居美国，从生死边缘到声名鹊起，一直陪伴在阿伦特身边，给了她恰到好处的爱和留给她不远不近的思考空间。 阿伦特与海因里希
那么三个人谁更重要一些呢？这恐怕难以回答，他们三者难以替代彼此。海德格尔引领阿伦特走上思考之路，以迷人的思考艺术收服了阿伦特的芳心，也为她上演美妙思想大戏；而雅斯贝尔斯更像是父亲，冷静而沉稳，给阿伦特鼓励和支持，扶持着自己亲爱的学生；作为丈夫的海因里希平视阿伦特，既不侵夺她的独立，让其自由发展自己，又不破坏彼此的完整，他们一张一弛，开合有度，真是难得的合拍搭档。海德格尔起初用头脑理性地引导阿伦特，置阿伦特于被动；雅斯贝尔斯用手去扶持阿伦特，却没有走进阿伦特内心；海因里希用头脑去理解作为思想家的阿伦特，又用手去温暖朝夕相处的阿伦特，因此，他同阿伦特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而正是这种距离使阿伦特健全地成为她自己。
事实上，这个魅力和气场巨大的思想家，值得更多人去阅读，去用更多方式去理解、去善待。这样，我们的阿伦特，才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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