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决策方式与组织冗余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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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河南省283家制造企业的调研数据，分析了企业的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与组织冗余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的程序化决策与组织冗余之间负相关，而非程序化决策与组织冗余之间正相关；从企业决策方式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冗余资源主要来源于企业的非程序化决策活动，不断改进的程序化决策有利于企业减少资源的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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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程序化决策；非程序化决策；组织冗余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组织冗余(organizational slack)已成为战略管理相关文献讨论的焦点，它具有缓冲企业资源短缺和培养创新的潜在能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组织冗余被用来解释不同的组织现象，包括目标冲突、权利斗争行为、效率以及创新。
冗余在组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以往的研究者多将冗余视为一个外生变量而没有考虑冗余资源的来源(Sharman et al，1988)。即使有些研究在涉及冗余的来源问题时，通常也毫不例外地将其视为组织内部权力斗争行为的产物，这种观点已经得到一些研究的支持。然而，若“权利行为论”是冗余的唯一来源，则企业的绩效与冗余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负相关的。但是，一些实证研究却显示，企业的效益越好，企业的冗余越多(Bromiley，1991；sigh，1986)，这使研究者不得不考虑冗余可能存在着其他来源。
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人手，基于决策者有限理性的观点，提出了冗余的“有限理性来源观”。文章认为，决策者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决策，由于理性的有限性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企业无论在数量维度上，还是价值维度上都存在着冗余，尤其在非常规业务活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冗余的“有限理性来源观”，从资源的数量维度和价值维度为深入研究冗余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这仅是理论上的一种分析，还未得到经验支持。
Mata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独特、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的资源及其组合。企业决策的效率直接关系到组织绩效，如何提高决策效率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根据企业决策对象的性质，企业的决策可以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这两种决策方式具有不同的决策对象和特点。从企业决策类型的角度来研究组织冗余的来源，可能有利于管理者更深入理解组织冗余在企业内部的存在形式及其特征，也使管理者更系统地把握组织冗余与企业生产过程的内在联系。为了实证检验组织冗余的“有限理性来源观”，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83家河南省制造企业的调研数据，检验了两个问题：①程序化决策活动对企业冗余资源的影响作用；②非程序化决策活动对企业冗余资源的影响作用。

1 相关研究及本文的假设

1.1 决策的有限理性
传统“经济人”的假设在现实的管理决策过程中是很难实现的。西蒙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问题的复杂性、决策者知识的不完备性、决策时间的限制和现实预期的难题，导致决策者的理性总是有一定的限度。“有限理性”作为人类的一种经济行为的选择模型，把人的认知结构纳入到人类的经济行为分析中，更加符合现实情况。人的经济选择行为中包含了对环境的主观认识和预期，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必然会产生决策主体认识的不完备，因而决策主体的理性是“有限”的。特别在现实世界里，企业决策者在做出决策时，通常很难完全弄清其拥有资源的价值特征，即使能够弄清，由于资源作用的发挥需要依赖特定的组织环境，这也大大增加了资源管理的难度。也就是说，由于路径依赖、因果关系的模糊性和社会环境的复杂性(Bamey，1991；Dierickx和Cool，1989)，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尽管在主观上存在着完全理性的倾向，但客观上由于受到认知能力的限制也只是有限的理性行为。在现实世界里，只有基于有限理性的决策，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而组织成员决策行为的“有限理性”，恰恰为深入地分析和探讨企业决策与组织冗余之间的关系开辟了新的途径。

1.2 决策方式与组织冗余
企业的决策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成败，西蒙甚至说，管理的过程就是决策的过程，人们根据决策对象性质的不同，通常把决策分为程序化决策(programmed decision)和非程序化决策(non-programmed deci。sion)(西蒙，1982)。西蒙同时又指出，在决策的实践活动中，很少有完全的程序化决策和完全的非程序化决策，绝大多数的决策是介于二者之间。为了讨论方便，本研究仅以程序化和非程序化两种决策类型作为分析对象。
1.2.1 程序化决策与组织冗余 程序化决策的对象通常是结构良好的问题，是针对经常出现、具有某种规律性的问题所做出的决策，又可称为结构化决策。
由于程序化决策的对象具有常规性、反复出现的特征(西蒙，1982)，企业在解决这类问题时，通常可按其规律明确决策原则，并制订出一套科学的处理程序，然后依据系统化的规则或政策来处理该类业务。企业决策者利用经过不断检验、修整和改进的系统化程序，从资源的数量维度和价值维度上，不断加深对企业拥有的各种资源价值特征的认识，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另外，这类决策由于结构良好，通常有很明确的绩效衡量标准，使决策者能够充分获得有关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信息。决策者对企业当前绩效状况及时、准确地掌握，对减少企业各种资源浪费和充分挖掘企业资源的潜在价值十分有利。事实也证明，程序化决策由于能提高组织效率而受到普遍的应用。也就是说，企业在进行常规业务决策时，企业资源的利用会较为充分，相关资源的冗余程度会较低。
H1 企业在进行常规业务决策时，决策的程序性较强，有利于减少相关资源的冗余，即程序化决策与组织冗余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1.2.2 非程序化决策与组织冗余 非程序化决策的对象通常是结构不良问题(poorly-structured prob-lems)，是针对偶然出现的特殊性问题或首次出现的情况做出的决策，有时也称为非结构化决策。一般说来，愈是高层的决策，决策的非程序化特征越明显。
有限理性通常与直觉相联系，企业在进行非常规业务决策时，其有限理性的色彩会表现得更浓一些。非常规业务由于其新颖性、信息的模糊性和不完整性，使得企业缺少相关的知识积累，从而无法通过学习效应来减少决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决策者通常只能靠相关经验做出决策，其决策方式更多地采用直觉决策(intuitive decision-making)，也就更多地体现出有限理性的特征。直觉决策并不是武断和非理性的，它是管理者的实践经验和经历沉淀于潜意识之中的结果，它可以大大加快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中决策的速度，并降低企业的决策成本。但是，决策者在进行非程序化决策时，常常并不十分清楚会给公司利润和其他绩效指标带来何种影响。因为决策者对能够满足企业正常运行所需资源量的准确把握和对企业资源价值特征的认识通常要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管理者在有限时间条件下做出决策，对与决策相关的有些因素可能根本无法进行深入分析和准确测量，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资源无论在数量维度还是价值维 度上都可能存在着较多的冗余。
H2 企业在进行非常规业务决策时，决策的非程序性特征明显，非程序化特征越明显，则相关资源的冗余程度越高，即非程序化决策与组织冗余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基于以上关于企业决策方式与组织冗余之间关系的分析，我们构建一个包含企业程序化决策、非程序化决策和组织冗余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为了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利用283家河南省制造企业的数据对假设进行验证。


2 研究方法及分析结果

2.1 样本收集
根据河南省有关部门提供的企业名单，对河南省制造企业进行了随机抽样。共调查360家企业，问卷填写对象主要是在企业工作时间相对较长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有效问卷283份，其中，11份由于填写不合格或信息不全而导致无效，66份未收回，问卷总的有效回收率为78.6％，Gaedeke和Toohelian(1976)曾预测从高层管理者得到的回应达到20％以上即可接受。因此，本次调查问卷的回收率是相当高的，完全可以接受。

2.2 变量测度
本研究涉及变量共4个：程序化决策，非程序化决策，组织冗余和企业规模。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和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对模型中各变量进行了界定和测度。
2.2.1 自变量 “程序化决策”选择3个指标：①企业所有工作都有严格规定；②整个企业有统一的管理风格；③员工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后果将非常严重。“非程序化决策”也使用3个指标：①企业经常用有创意的方法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②企业经常将新的资源组合到一起；③企业经常创造性地将新资源和现有资源进行整合。采用Liketer范围标准1-5衡量指标的强度，1代表“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2.2.2 因变量“组织冗余”的测度主要是基于Sanchez的研究，按照他对组织冗余的界定和特征的描述，本研究从资源的“共享程度”和“多用途性”两个方面测度企业的冗余资源(体现了资源使用范围的大小以及在不同用途之间转换时的效率)。主要采用3个指标：①企业内部各个部门的资源共享程度很高；②企业常常能发现现有资源的新用途；③企业常常能从内部发现一些新的资源或资源组合。采用Liketer范围标准1-5衡量指标的强度，1代表“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2.2.3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不同，其组织结构、生产过程的资源利用和业务变化会有所不同(Gresham，1999)。企业规模可以用全职员工的自然对数来度量(Kimbefly，1976)。这是因为，员工总数的价值在不同规模企业间存在着较高的不对称性(collins，2000)。为了控制企业规模对本研究的影响，采用企业员工总人数来衡量企业规模，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的测度要求答卷人根据企业员工数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选项，其中，1代表200人以下，2代表201～500人，3代表501～1000人，4代表1001～5000人，5代表5000人以上。

2.3 分析方法
利用SPSS12.0软件，首先对各个变量的缺失值进行处理。具体做法是，样本中某一观测变量的缺省值是利用该观测变量的其他样本的非缺省值的均值替代。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模型中的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了相关分析(见表1)。利用一般线性回归分析来检验研究所提出的假设。


2.4 检验结果
表1是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其中KMO=0.803，提取因子累计解释方差的比率71.85％。一般提取因子累积解释方差的比率应达到70％～80％以上(郭志刚，1999)。另外，各测量指标的信度和因子载荷都在0.7以上。表2是模型中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其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

表3是本文的检验结果，从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两个假设都通过了检验，H1是程序化决策与组织冗余负相关(β=-0.301，p＜0.05)，H2是非程序化决策与组织冗余正相关(β=0.177，p＜0.05)。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回归结果是在以企业规模为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得到的，主要是为了消除不同规模的企业对结果产生的影响。

3 结果讨论

冗余是组织的一种可利用的潜在资源，它能够被转化和利用以实现组织的目标。将企业的冗余资源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来进行研究，必须考虑到组织冗余的来源及其特征，这是组织有效利用冗余的基础。本研究用实证方法初步检验了冗余资源有限理性来源观的合理性，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的程序化决策与组织冗余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非程序化决策与组织冗余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企业的程序化决策与组织冗余之间所存在的负相关关系表明，组织要想减少冗余，管理决策应尽可能程序化，并且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从组织效率的角度来看，程序化决策有利于提高组织效率。也就是说，只要可能，管理者应尽量将决策程序化。然而，对于组织的高层管理者而言，在外界环境和技术变化的条件下，难以运用程序决策来解决企业的非重复性问题，尤其是创新性较强的问题。企业非程序化决策与组织冗余之间所存在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企业的管理层在挖掘企业的冗余资源时，应该更多地关注企业的那些非常规业务活动。March(1979)认为，企业的冗余资源可以作为企业应对环境变化而造成企业绩效变动的缓冲器。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企业业务活动的变化将十分频繁，企业决策者面临大量非常规业务，这会使企业生产系统中存在各种冗余资源。企业在业务变化时期，管理者应该重视从企业内部人手，要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好企业的冗余资源，以便缓冲业务变化对组织绩效产生的影响。
本研究初步验证了企业的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与组织冗余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冗余资源的有限理性来源观”。但研究也存在着两个局限性，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加以完善：①数据主要来源于河南省的制造业企业，研究结论能否扩展到其他的地区和行业的企业，还有待于后续的验证；②研究检验了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与组织冗余之间的关系，但没能更加深入地分析企业的两种决策方式与企业具体形式的组织冗余之间的关系，企业不同的决策方式可能对企业不同存在形式的冗余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尤其在企业处于业务扩张或收缩的时期，影响作用可能更为明显。弄清这一点对企业有效利用冗余资源将是将十分有益的。这些还需要通过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来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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