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阿马蒂亚·森的理性思想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如何认定“理性”是哲学的任务，也是经济学行为假设的前提。在现代经济学关于理性的讨论中，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是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意义的经济理性。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 森站在哲学的层面上，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从而得出了广义的理性观。广义理性观与我国社会现实具有相容性，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3/view-11553428.htm
【关键词】理性 广义理性观 发展

一、阿马蒂亚 森

阿马蒂亚 森，1933年3月出生于印度孟加拉的圣蒂尼克坦，1951年进入加尔各答管区学院专修经济学，1953年离印赴英，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深造，1959年获得博士学位。自此，他先后在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哈佛大学等高等学府教授经济学和哲学。阿马蒂亚 森曾担任一些重要学术组织的领导，如美国经济学会、经济计量学学会和国际经济学会的主席；他在国际事务中起过重要作用，如担任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的经济顾问，帮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计和制定人类发展报告等。阿马蒂亚 森被中国学术界所熟悉是在他获得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进入新的世纪以来，阿马蒂亚 森更多的著作为中国学术界所熟悉。他在许多学术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著作引发了哲学、经济学的多次著名讨论，他对于当代政治哲学、社会选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阿马蒂亚 森对主流经济学理性观的批判与继承

在现代经济学的讨论中，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便是将其视为一种经济理性。阿马蒂亚 森广义理性观得以开展的理论框架是社会选择理论，他在深刻研究主流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的基础之上对三种运用广泛的理性定义做出了分析与批判。这三个定义便是“选择的内在一致性”观、“自利最大化”观和“一般最大化”观。其中，“自利最大化”观和“一般最大化”观都属于自利理性观。
“选择内在一致性”观试图证明人们的最终选择显示了他的偏好。按照理性的“内在一致性”来理解，一个人的内心想法是与他在实际生活中做出的最终决定相一致的，而且这种一致是不受外界任何因素所影响的；一旦做出了某个选择，那么此选择必然被视为此人的偏好，这种情况下，这个人的行为才可以称为“理性”。“内在一致性”观对理性的解释注重的是在不同情况下各种选择之间的关联，它只将这些要求全部根据这些选择本身的含义来看，不需任何外在的参考。根据阿马蒂亚 森的观点我们是不能不参照任何的外部因素解释人们在实际行动中的某一行为的。
阿马蒂亚 森指出，选择的内在一致性的观念和应用上的问题体现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基础层面和应用层面。在基础层面上，困难体现在这一定义所蕴含的假设上，即各种选择行为本身如命题一样，彼此之间可能矛盾也可能一致，这一判断并不能自圆其说。命题A和非A显然是一对矛盾，但是从x和y中选择x与从x、y和z中选y并不一定矛盾。如果不涉及外在参数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解释此人选择的行为与他所欲实现的目标是否一致，也就是说，这样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选择的内在一致性。即便A与非A是明显矛盾，但“主张A”与“主张非A”的二元选择也可以构成一种合理的行为模式。关于“内在一致性”观应用层面的问题，森说明了以下两点：首先，内在一致性条件不是理性的充分条件。如果一个人在实际行为中永远选择那些他不喜欢不重视的东西，但是他的确符合内在一致性条件，我们却无法说他的行为是一种理性的结果。其次，内在一致性的条件也不是理性的必要条件。理性内在一致性并不能表明人们选择了自己最偏好的东西，不参照选择的环境，我们永远不能对那些看上去矛盾的选择做出合理的解释。例如此人在几片蛋糕之间做出选择，这三块蛋糕从大到小的排序是z>y>x。如果从x和y中做选择，他会选择x；但是从x、y和z中做选择，他便选择了y。按照外在的对应假定他选择的是能得到的最大的一片蛋糕的话，那么很显然他的确做错了选择。但是若是因为他不希望被别人当做贪婪，或者他认为不拣最大的蛋糕是一种基本的礼貌的话，他的选择就无可挑剔。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选择之外的事物一无所知的话，我们就无从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失误。
与内在一致性的理性观不同的是，自利理性观与一般最大化观都将理性与选择事物之外的某个参数联系起来，并不存在与内在一致性主张所遇到的那种逻辑矛盾。自利最大化观最常见的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这种假设将理性仅仅理解为对自利的一味追求的狭隘观点。“经济人”假设将个人行为与价值和伦理彻底分离开来，这无疑彻底简化了经济行为的模型构建。森认为自利最大化的狭隘理性观不仅是武断地，而且它还为经济学带来错误的预测。在经济事务中，人们的许多行为都符合合作的要求，只有加入附加的说明和特殊的假设，自利最大化理论才能在自身中为“合作”这一行为留出存在的空间。至于在实际的生产活动中人们为什么可以互相协作共同努力，为什么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富有公共精神的行为，为什么在许多情况下根据规则行事的动机往往限制了人们对自利的追求，这些对于自利最大化理论来说都是有待进一步解释的挑战。森指出自利最大化存在某些局限，应该做出进一步的修正。第一，一般最大化的规范通常要求偏好基于顶点结果，而忽略了过程，也不可能考虑到总和结果。第二，一般最大化的实践必须依赖于实际行为者所知道的信息。第三，尽管最大化是理性的必要条件，但我们却不能说它是理性的充分条件。理性不单单是为了追求一个既定的目标和价值的集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运用理性来思索我们追求的目标和价值本身，理性决不能被视为一种工具性条件。
阿马蒂亚 森基于对主流经济学理性观批判的基础，进一步扩展了理性选择的内容，提出了宽泛的理性观。森对传统的社会选择理论作出的扩展就是提出了“人的自我”的概念。人的自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自我为中心的福利；二是自我福利的目标；三是自我目标的选择；四是合理审查。自我的前三个条件相互独立，既可以合并运用也可以分开使用。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观认为这三个条件便构成了人们对自利追求的所有说明。
阿马蒂亚 森认为，提到人的自我就不能忽视同情和承诺这两个概念。同情是指个人的福利会因为他人的状况而受到影响这种状况，例如看到他人的悲惨境遇会感到心情不快；而承诺则打破了个人福利与个人选择行为之间的密切关联，例如，承诺改善了他人的境遇，但是行为者并未因此蒙受损失。同情违背了自我为中心的福利，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个人的目标，使得行为者的目标除了有影响他自身的因素外还具备了影响他人的那些因素。这便违背了自我福利的目标，或者行为者通过认可了他人的目标而将这一目标置于自己目标下从而改变了自身的选择行为，这就违背了自我目标的选择。只要符合了自我福利的目标和自我目标的选择这两个条件，个人最大化的效用集合就既可以看做是个人在推理选择中的最大化目标，也可以看做是个人自利的表述。问题的关键在于承诺。对于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观来说，虽然不放宽理性选择的条件对于解释利他主义这类问题不会有什么困难，但是对于人们对道德、社会及政治理由等一系列超越自利追求的选择就很难做出进一步说明。
自我的第四个方面――合理审查，即个人的推理和自我省察，在放宽理性选择的条件上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合理审查主要是指个人对自身的目标、价值观和偏好等具有一种自主评价与审查的能力。个人拥有了合理审查的能力，就能够思考他究竟应该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缺乏了合理审查，理性无疑完全沦为一个工具，不能真正地知道我们的行为。具备合理审查的能力，我们的选择行为就不用盲目跟从我们的消费经验或个人福利，也不再是仅仅将简单地可以感知的目标直接转化为实际行为。具备合理审查的能力，我们便得以进一步追问我们希望得到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得到，我们希望什么以及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具备合理审查的能力，我们不再排斥思索道德关怀等问题，我们也可以越来越善地塑造自己的价值观，甚至于如果需要还可以对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进行修正。加入了合理审查的理性选择框架是承认那些不完全属于个人自利的内容的，也承认适当的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它理解和我们共存于一个社会的那些其他人的目标。在可以置放更广泛的目标和价值的理性框架中，理性的内涵得以进一步扩展：第一，拥有更多的目标不再是仅仅促进个人的私利而无视他人利益和公平；第二，承认了最大化实现个人目标这一行为之外的其他的价值观。

三、广义理性观的内容及其多元运用

阿马蒂亚 森在批判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定基础之上提出了他的广义理性观。在森的广义理性观中，他并没有武断地拒绝了主流经济学对于理性的规定，而是在它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展了理性的内容，这也表明了理性作为一切社会科学基础的重要意义。尽管许多文献将理性定义为某种公式化的条件，但阿马蒂亚 森却将理性视为一种更为一般的概念，即个人的选择要服从于推理的要求。森将理性宽泛地解释为将一个人的实际选择――行动、目标、价值和偏好――置于合理审查之下的方式。他认为选择的动机是多样化的，而那种仅仅通过狭窄定义的方式或者通过用武断地且带有复杂工具性的经验假设的做法却排除了这一多样性的可能，这是不可取的。
阿马蒂亚 森的理性是建立在合理审慎的基础之上的，根据理性自身的需要，我们应该更多元地扩展理性的运用。在森的视角中，理性是所有人类、所有文明共有的。究竟理性在人类生活中有哪些运用，森总结出了以下五种。第一，直接的规范运用。第二，间接地预测性作用。第三，除了将理性间接运用到预测行为中，我们还可以将其广泛用在其他方面，例如用理性来解释别人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他人知道什么以及我们可以从他人的知识中学到什么。第四，理性不仅仅可以用于理解他人和世界，此外还可以用于理解我们应对合作、竞争的努力之中，这主要体现在博弈论及其相关联之中。第五，广义的理性观必定与社会选择理论有着多方面的关联，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充分把握理性要求，这对于理解和评价公众决策是如何如确定的非常关键。

四、广义理性观的现实意义

阿马蒂亚 森的广义理性思想对于现实政策的制定有着重大的意义。目前备受关注的全世界所共同面临的贫困、不平等、失业、医疗保健等问题，在森的广义理性思想理论中均有详细的分析，其基本方法便是从可行能力的剥夺来看待上述社会问题。森认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是他有理由过自己向往的生活状态的能力，即他可以行得通的、可以列入清单的所有活动。
根据理性主义的视角，森认为贫困应该被看做对某人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采取可行能力视角来看待贫困是有着合理的理由的。首先，用可行能力的被剥夺来识别贫困这一方法更加关注的是那些自身就很重要的剥夺，而收入低下只具有工具性的意义。其次，收入高固然能增加某人的可行能力，但是它不是唯一因素，还存在许多其他的因素能够影响可行能力。最后，低收入与低可能性二者之间工具性的联系是会因人因地而改变的。我们在评价一个旨在减少贫困的政策时，应该特别考虑这一点。对于如何评价经济社会中的不平等，森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对于收入层面上的不平等并不一定等同于其他层面――福利、自由和生活质量等层面上的不平等。森赞同阿特金森的方法，也就是根据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来减少总量收入的账面价值，总量性因素和分配性因素的补偿关系可以由反映我们的伦理判断的一个参数来决定。谈及如何看待失业这个社会问题时，森特意将美国和西欧社会做了比较。美国社会的伦理是不能接受高失业率这种现象的，而欧洲经济社会长期存在大量失业人员却安然无恙。两个地区的不同情况有其背后深刻的伦理原因，重要的是我们从何种角度去理解这一现象，显然，仅仅注重失业所造成的收入不平等是远远不够的，更应该重视失业对人造成的多方面的影响。森认为，造成美国和欧洲社会的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国家对社会责任和个人责任的有着不同的取向。
森的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等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它值得我国的学术界和政界学习吸取，这是因为森的学术思想与我国现实具有很强的相容性。森的理论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和历史为依据的，他所探讨的问题也多是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中遇到的疑惑和难题。总的来说，阿马蒂亚 森的广义理性观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具有下面几个重要意义。第一，森的广义理性观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活动，更是一种人类社会实践的活动，它源于发展中国家社会现实，是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社会良性发展的理论，更应该成为我国目前社会进步强大的动力。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理性目标的引导和理性规范的约束，阿马蒂亚?森的广义理性思想可以更好的引导我们超越那种盲目与混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从而建立更符合我国社会现实的发展蓝图。第三，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计划是为了摆脱我国旧的发展路子――以出让能源和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而换得经济的增长，而森的广义理性观正是要我们理性的对待发展，合理协调环境与经济、社会与发展，现实与未来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学习和借鉴阿马蒂亚 森的理论思想必然会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有益影响。

参考文献：
［1］李风华译.阿玛蒂亚 森.理性与自由[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任赜等译.阿玛蒂亚 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宫敬才.阿玛蒂亚 森的经济学革命[J].中华读书报，2007，8.
[4]汤剑波，尹松波.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的历史演变与阿玛蒂亚 森的重建工作[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6,(4).

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QQ:522-52-5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