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发展道路的意义(共17271字)

众所周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也曾遭遇过环境危机，并进行了积极的治理，环境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却严重制约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发展道路。它是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积淀，是中国在长期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它对促进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一、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理论阐释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治理道路相比，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它是在马克思的生态发展理论指导下，吸收和借鉴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所谓中国生态发展道路，是指中国在坚持马克思生态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上，以社会主义为制度基础，以生态文明为基本样式，最终通过生态劳动来实现人、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发展态势与过程。从构词法来看，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由前缀“生态发展”和词根“中国道路”组成，“生态发展”是对“中国道路”的一种规定、限制和修饰。生态发展，是符合生态学法则，能够实现人、自然与社会和谐的发展，是既能满足现代人生产和生活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学法则有四：“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关”、“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没有免费的午餐”[5]。这四条法则表明，在地球的生态系统中，每一个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联系。在自然中是无所谓“废物”的，我们所排放给自然的所有物质都以某种形式在自然中存在着。自然的东西是最好的，我们应该慎重对待每一种人造的有机化学制品。我们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每一次获得都要付出代价。这四条生态法则似乎有些极端，但却真实地描述了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生共荣的关系。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既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包括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发展，是指进步、增长，包括物质财富的增长、政治的昌明、文化的繁荣、精神的提升、环境的美与和谐。生态与发展既是统一的，内部又存在着某种紧张与对立。极端的生态主义者排斥发展，不受约束的发展损害生态。正因如此，坚持生态发展才显得尤为艰难、可贵。生态发展要求我们在谋求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中实现人的发展和幸福，在追求人的发展和幸福的过程中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其落脚点在“道路”二字。对于道路，“首先，它强调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宏观分析，因而‘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性和包容性’；其次，对‘道路’的研究和概括，除了客观描述其发展态势或过程，一般还涉及发展特征及特征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变化和由此所引起的文明变迁，等等。”[6]中国道路，在本质意义上是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中国道路的主轴，也是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主轴。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生态发展观。在讨论社会及其发展问题时，马克思将社会看成是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把劳动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抽象和现实两个层面把社会发展、人的生存发展、自然界的意义生成三者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的这一社会发展理论具有生态意义，是一种生态发展观，对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第一，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这是从哲学的维度对人、自然、社会内在关系的一种概括。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在这里，马克思将社会、人、自然三者相勾连，提出“社会是人与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重要命题。这一命题表明，社会由人所组成，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处于双向生成之中，人既在向自然生成，自然也在向人生成，在人与自然的双向生成之中，人与自然实现了本质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双向生成和本质统一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到实现。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人不断创造、生成着自己的本质，“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成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8]同时，自然作为人的无机身体，也在不断地被人化，成为人的现实的自然界，而人与自然的这种双向生成均是在社会中实现的。在马克思这里，社会不仅关乎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关乎自然界的意义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本身就是生态的，具有生态性。第二，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是从现实的维度对人、自然与社会内在关系的一种解读。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历史的起点，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9]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把劳动提升为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石，劳动成为解开人类历史奥秘的钥匙所在。要理解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必须把握好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0]这里，马克思用“物质变换”来定义劳动，劳动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交换物质、信息、能量的过程，它既是人类从自然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以满足自己生产和生活需要的过程，也是人类将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废弃物经处理后排向自然，使其能为自然界所分解和吸收的过程。通过物质变换，人与自然之间实现了相互养育和双向生成。劳动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相适应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发生了断裂，“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11]。这种断裂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资本的本性是不断追逐利润，永不满足，这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要修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人们的生产目的由无止境地赚取利润向满足人的自然的、真正的需要而转变。而未来共产主义则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乎人性地共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社会。马克思将物质变换理论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相联系，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这表明，从现实的层面来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也是一种生态发展观，它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在以马克思生态发展观为理论基础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近现代以来，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形态是工业文明，基于资本的求利性、扩张性和侵略性，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永不停息地追求着剩余、增殖和积累，永无休止地追求着控制、支配和统治，永无止境地追求着扩展、扩大和霸权，这其中既包括对人的进攻和支配，也包括对自然界的控制和占领，由此，世界陷入持续不断的冲突和战争，自然环境遭受持续不断的“压榨”和“拷打”，资本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无法引领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泥潭和漩涡。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阿格尔、福斯特、奥康纳等人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进行了“本根性批判”[12]。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异化消费导致无限制地耗费自然资源，从而引发生态危机。福斯特高度重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13]，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出现裂缝，终将突破生态系统的极限，进而引发生态危机。奥康纳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相连，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制度，资本主义积累必然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又导致了一定程度以及一定类型的生态危机的发生[14]。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关于生态危机何以发生的追问、异化消费、劳动生态性缺失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都对中国坚持生态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对劳动生态化的追求，对人类文明转型的探索都与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历史传统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也是中国在批判继承几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传统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性和浓重的历史主义色彩。中国有着悠久的生态主义传统，无论是古代的儒家、道家还是佛家的思想，都蕴含着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和鲜活具体的生态实践要求。巴克斯特将生态主义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地球在很多方面都是有限的，我们必须生活在极限的范围内。这是对人们行为的物质约束；第二，我们要对其他生物进行道德关怀。这是对人们行为的道德约束；第三，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相互联系性[15]。生态主义的这三个主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儒家的“时禁”可见一斑。儒家思想不同于佛家，并不普遍地或绝对地禁止杀生，如禁止捕猎、禁止砍伐，但他们要求人们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行为，不能随意杀生。“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16]。砍伐和捕猎都要符合自然万物的生长规律，按照时节来安排。“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17]古时的“时禁”，是对人们利用自然资源行为和欲望的一种有限度的约束。地球资源有限，人类必须尊重自然万物的生命价值，遵循自然规律，这样才能在人类的自然资源利用和自然界的生命节律之间获得一种平衡。在生态主义的三个主题中，最为突出的是后面两个主题：对其他生物的道德诉求和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相互联系性。中国儒道佛思想体现了人类对其他生物的道德关怀意识。在儒家思想看来，动物是有生命的，对动物要有怜悯之心。在《孟子》中，齐宣王想问孟子有关齐桓晋文的“霸道”，孟子却要给他讲用道德的力量统一天下保民而王的“王道”，宣王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这样做，孟子就从宣王自己的一个故事入手：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於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18]觳觫，恐惧得发抖。这里大意是：牵一头牛去祭钟，经过堂下时，王看见牛恐惧得发抖，不忍杀之。尽管这里孟子是从对动物设身处地的恻隐之心延伸到对百姓的仁政，是一种政治上的劝谏，但从君子看到牛恐惧发抖而生不杀之心，表达了孟子一种最朴素的感觉论意义上的对动物的关怀意识。

道家提出了“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万物平等论思想，既然万物是平等的，因此要兼容万物、兼爱万物。老子说：“道生之，而德畜之；物行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至尊也，德之贵也，夫莫之觉，而恒自然也。故道生之，德育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是为玄德。”[19]这里，“道”是生长万物，“德”是繁殖万物，万物都尊崇“道”和“德”，这是自然而然的。要抚养和保护万物，以使万物生长，发育，结子，成熟。生长和养育了万物却不据为己有，帮助了万物却不自恃有功，引导万物不宰制它们，这就是最高的道德。老子把对万物关怀而不据为己有视为最高的道德，这是一种生态主义思维。佛教也主张尊重生命，佛教的第一戒律就是“不杀生”，包括一切人和一切生物。可见，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蕴含着关怀自然万物的生态主义思想。中国的“天人合一”理念印证了人与地球生物圈之间的相互联系性主题。对于“天人合一”问题，不同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个人对此理解各异，但是，“这一理念的基本含义则是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20]。儒家、道家、佛家，都对“天人合一”进行了不同的解说，在孔子看来，世界由天、地、人三者构成。“天”是指自然界。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1]天人合一，意指自然界与人类内在统一。汉代董仲舒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与人“合而为一”。宋代张载正式提出了“天人合一”命题，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认为人与万物同为天地所生，人民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是我的伙伴朋友，人与自我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阳明心学、清初的王夫之进一步发展了天人合一思想。他们都强调人是由天地生成的，天地人本为一体，人与自然不可分割。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深刻地反映了生态主义关于人与地球生物圈的内在关联这一主题。综上，中国有着悠久的生态主义传统。在哲学的层面，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在道德的层面，强调要爱惜其他生物的生命，把地球上的非人生命体纳入人类道德关怀的视野；在行为规范的层面，对人类维持人与自然平衡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这条道路进行了一系列成功探索，逐步确立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本质统一的生态文明实现模式，为探索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泽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发展经济，尽快提高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毛泽东开始关注环境保护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主张，并付诸实践。当时出台的很多环保措施主要集中于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方面。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毛泽东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兴修水利，以解决历史上遗留的水旱灾害问题，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植树造林有利于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改良空气，毛泽东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南北各地的绿化对农业、工业，各方面都有利”[22]。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要求，这一传统得到了其后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继承和弘扬。毛泽东所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对中国的环境治理和美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刚刚开始，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在实践层面的探索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在毛泽东这里，自然对人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人与自然之间是对抗性关系，人对自然的态度是征服和改造。为了发展经济，毛泽东提出了“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的口号。为了增加粮食产量，不少地方毁林开荒、围湖造田。

为了发展工业，又兴起了全民炼钢的热潮。急于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心态，使毛泽东未能正确处理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的关系，当时采取的很多措施偏离了他的生态文明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实践探索的功利性被弱化。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尽管也从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出发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这种功利主义色彩已经有所弱化，保护环境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也从毛泽东时代的倡导转变为邓小平时期的强制和必须，成为公民的一项法定义务。在人口和经济发展问题上，党中央强调不能只注重经济规律，还要遵循自然规律，否则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这一观点表明，邓小平时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改变，人类从征服自然开始转向尊重自然，这为人类以恰当的态度对待自然奠定了基础。人类认识的转变必然会在实践中有所体现。邓小平时期的生态实践表现为对保护自然的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纷纷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的正式施行，进一步从法律的层面来规范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为中国生态发展道路提供法律保障。在实践的层面，邓小平还高度重视绿色科技的发展，认为要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需要依靠科学。绿色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既能从自然界提取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也能将自己排放给自然界的废弃物得到处理，从而有益于自然，促进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愈加重视生态保护，他们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认识逐步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在1995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此次会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九五”规划和2010年中长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强调在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过程中，要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发展。”[23]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他们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道路进行了思考。

在中国共产党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江泽民提出，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4]。这里，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个方面来规定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三者协调发展，缺一不可，共同成就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一种初步理论表达，他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使“生态发展”成为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要素之一，“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实现目标。由此，以江泽民为中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从对抗走向和谐。人与自然之间不应该是单向的关系，而应该是双向的关系，是人类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统一，是自然养育人类和人类护育自然的统一。在生态保护的实践探索中，党中央强调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同等重要，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齐头并进。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必须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要谋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共赢。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认识和探索实现了质的飞跃，提出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人类不仅要以尊重、顺应和保护的态度对待自然，而且要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实现目标，自然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从对抗走向和谐。在发展观问题上，胡锦涛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相较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观、邓小平时期的全面发展观、江泽民时期的可持续发展观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胡锦涛秉承了新中国成立后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坚持的群众路线，将环境保护与民生问题相连，与亿万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连。在对环境保护重要性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五个统筹，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内蕴着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在科学发展观战略指导下的中国发展道路必须是生态的，是可持续的，同时也必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将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以“生态文明”为核心词进行了凝练性表述。生态文明是人类以合道德地利用和保护自然，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和谐共荣为价值指向的文明形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生态文明不同于以往文明形态的核心内涵。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初步形成。在生态文明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力争在人与自然相互交换自己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过程中实现相互支持、相互养育、良性循环。

在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的创建工作中，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向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转变，环境保护法律和制度也在不断健全和完善之中。据报道，我国已有15个省（区、市）开展了生态省建设，13个省颁布了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1000多个县（市、区）开展了生态县建设。在内蒙古兴安盟白狼镇，蓝天之下，林海雪原，眺望长空，无比通透，以前不绝于耳的伐木声消失了，伐木工人成了护林员[25]。地处浙西山区的安吉县近年来大力实施“生态立县”发展战略，积累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经验，形成了“环境宜居一流、乡村美丽一流、百姓富裕一流、文化生态一流”等诸多优势[26]。经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已经初见成效。纵观中央历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每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环境保护理论既是对前一代领导集体的环境保护思想的总结和提升，也为下一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人类认识水平发展的局限性、中国所面临的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殖民主义，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等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待环境保护的问题上，既提出和发展了一些极有价值的生态发展理论，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治理经验，但在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上还存在许多不足，这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相脱节。在经济建设的层面，重视发展经济，甚至不惜牺牲环境为代价去发展经济，结果是环境污染特别严重，并且治理难度很大。在生产生活领域，没有能确立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重利用自然轻养护自然。在政治建设的层面，生态制度建设比较薄弱，国家的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和政策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层面，生态的思想也未能贯彻始终和全过程。人口急剧膨胀、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之间的矛盾正在成为我国社会的突出矛盾。环境问题是一个紧迫性问题、全球性问题、世界性难题，环境的保护、治理和修复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努力。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依然前路“修远”，需要国人继续“上下求索”。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文明样式

任何一种发展道路，总是会以某种特定的文明样式呈现出来。探索中国生态发展道路，需要研究其文明样式。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导下，借鉴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继承我国生态主义传统，总结我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探索成果，形成的中国生态发展道路文明样式是生态文明，其实现基础是生态劳动。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文明样式是生态文明。从人类的文明史来看，人类文明先后经过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在向生态文明迈进。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27]。农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有对立也有统一，统一占主导，但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人与自然的统一以牺牲人的主体性、尊严和人性为代价，统一是外在的，实质是自然奴役人。工业文明时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翻转，人对自然的控制取代了自然对人的奴役，人类虽然高扬了自己的主体性和尊严，但却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的类本质之间的异化，人与自然走向分离和对立，自然环境遭严重破坏，人与人之间难以和谐，冲突和战争不断，人失去了自己的类本质，人被物所奴役成为非人。在工业文明的诸多缺点和弊端之中，环境危机是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了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在全社会倡行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是对以往文明形态的反思和超越，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旨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统一与和谐。文明是人类脱离野蛮而生成人性的过程，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包含着人对人的文明、人对自然的文明、人对自身的文明，缺失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把握文明的真义。“生态”是指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以“生态”来修饰“文明”，规定了文明的性质，突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文明在生态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生态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自身的和谐不可分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只有实现人与人的和谐，才有可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反之，如果人与自然不和谐，围绕环境问题人与人之间将会发生无穷无尽的利益纷争，如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减排责任的分担等，人与人的和谐也无法实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也必然会导致人与自身的对立，人对自然的野蛮实质上就是人对自身的野蛮。

因此，生态文明必然是能够实现人、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文明，这是生态文明的本质内涵。从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概念来看，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是其基本内涵，而生态文明也是以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为要旨的，两者的基本内涵具有一致性，生态文明与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内在契合，中国生态发展道路通过生态文明展现出来。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将生态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为全球生态安全和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实现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本质统一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成果、制度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包括生态制度文明、生态器物文明和生态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要突出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资源节约、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个重点，在价值观念上，确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在指导方针上，强调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在目标追求上，坚持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的目标诉求；在实现路径上，强调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依靠内生动力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实现基础是生态劳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治理道路最为世人所诟病的是污染转移或者说环境殖民主义，他们治理环境污染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将重污染企业或是污染物转移到第三世界。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国内环境的好转是以牺牲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为代价的。污染转嫁无法彻底根治环境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谴责资本主义污染转移的不义行径之际，需要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无论是从哲学的层面还是在现实的层面，怎么劳动，如何生产始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如果能够实现劳动的生态化，把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融为一体，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同时实现，那就从源头上解决了环境问题，这是一条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值得尝试。劳动的生态化，即生态劳动，是指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良性物质变换的基础上实现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本质统一的活动[28]。

人类从自然界提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在满足了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后，所排放给自然的废弃物能够为自然所还原和吸收，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交换和相互养育，这就是生态劳动的过程。劳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自然是社会存在的第一基础，“自然和劳动的统一构成现实社会历史的‘本体’”[29]，生态劳动实现了劳动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成为生态文明的基础，进而成为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基础。第一，劳动创造文明。劳动是人类历史、人类文明的第一前提。“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30]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劳动都具有创造性。从纵向上看，渔猎劳动创造了渔猎文化，农业劳动创造了农业文明，工业劳动创造了工业文明。从横向上看，人类文明至少包括制度、器物和精神等基本要素，人类的制度文明、器物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由劳动创造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31]人类的文明都是由人类的劳动创造的，没有人的劳动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的存在，劳动是人类文明的基础。第二，生态劳动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统一的基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整体。我们知道，人来自自然，在人类尚未形成之前，自然界就以在先的方式存在着，整个世界史都是一部自然史。通过自然演化和人类劳动的共同作用，人类将自身从自在自然中提升和分化出来，创造了人及人类的历史，实现了自然向人的生成。生态劳动不仅将人类从自然中提升出来，形成“人类史”，它还通过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良性交换，将人与自然紧密相连，实现了人类史和自然史的统一。人类史和自然史既统一又有区别，生态劳动既是人类史从自然史中分离出来的重要因素，也是人类史与自然史内在统一的根本和基础。人类要真正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键在于劳动的生态化。第三，劳动生态化的本质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在马克思这里，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类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创造了人类的文明。劳动创造文明，但不是任何劳动都能创造出生态文明。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业劳动虽然创造了丰饶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但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工业劳动必然成为人类征服自然和掠夺自然的重要手段。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大农业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虽然也在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但这种物质变换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人类从自然界中所获得的物质、信息和能量在满足了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之后，所产生的废弃物无法再回到自然中，这些废弃物散发出有毒有害的物质威胁着人类和各种动植物的生存，堆积在自然中侵占着人类的生活空间，污染了自然环境，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显然，现代工业劳动虽然也属于劳动，但却是反自然、反生态的，无法创造出生态文明。劳动是文明的基础，但劳动只有生态化，才能成为生态文明的基础。劳动的生态化是指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物质变换。所谓“良性”，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能够得到顺利进行，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一方面，人从自然中提取自己所需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以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这是自然养育人类的过程；另一方面，人类将自己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废弃物排向自然后，能为自然所消化和吸收，促进自然的繁盛，这是人类呵护自然的过程。劳动只有生态化，才能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缝，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要实现劳动生态化必须促进劳动的目的、过程和结果的生态化。任何劳动都有其目的、过程，都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结果。实现劳动的生态化，需要在劳动的目的、过程和结果三个层面发生根本转变。劳动目的由人对自然的单向索取转为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现代性劳动的目的归根到底都是以人对自然的索取和改造为条件的，强调了自然对人的意义和价值，具有单向性。生态劳动的目的是双向的，既是为了人类，也是为了自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把促进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实现自然养育人和人护育自然的统一。降低碳排放，减少自然资源消耗，将废弃物作为资源投入下一个生产过程、力争减轻污染甚至“零污染”，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养育。劳动过程由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走向本质融合。生态劳动是人与自然实现良性物质变换的过程，它弥合了其断裂过程，使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能够顺利实现。生态劳动的实现要求摈弃征服自然、违背自然、破坏自然的错误观念，转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不良生产生活方式，确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观念，处理好社会生产与生态生产的相互关系,遵循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适应生态生产发展的规律，养成生态生产、适度消费的生态化生产和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的本质融合。劳动结果由对抗走向和谐。人类创造了发达的工业文明，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自然环境惨遭破坏，这是一种反生态的劳动结果。生态劳动以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养育为目的，在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物质变换过程中，为人类提供更多的包括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宜人气候、舒适环境在内的生态产品，建立结构更合理、功能更高效和生态效益更好的的生态平衡。通过对劳动的目的、过程的生态性设定，劳动者将自己的生态本质对象化到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最终创造生态器物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精神文明，人与自然由对抗走向和谐。劳动是人类文明的根基，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在劳动的基础上得以生成。劳动创造文明，异化的劳动创造了异化的文明，生态劳动创造了生态文明。也就是说，劳动只有生态化，人类才能创造出生态文明，中国才能走上生态发展道路。

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讨论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不仅对中国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促进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在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确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倡导和促进劳动生态化的实现。讨论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第一，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面临着共同的生态问题。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虽然有局部和整体之别，但从根本意义上来看，生态问题是个全球问题。局部地区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最终必将扩展和蔓延到全球。人类如何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如何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个世界性难题，需要共同解决。第二，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走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进化论的意义上，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应该是前进的、上升的，这是全球社会发展的共性所在。第三，全球的发展目标是相同的，和谐、正义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和谐多维而统一，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实现和谐。正义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对促进全球环境问题解决，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和谐、正义目标具有借鉴意义。由于西方较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并且较早发展了现代工业文明，因此，严重环境问题的出现远远早于中国。从西方国家生态发展的模式来看，西方所走的生态发展道路是“先污染，后治理”。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工业化过程基本上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他们的生产模式是开放式的，即从自然界攫取大量的原料和燃料，通过工业生产，生产出大量的产品，排放出大量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被排放到自然环境后，有的能够被分解和还原，回到自然中去，但更多的是在短时间或是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被分解和还原，无法回到自然环境中去，这些无法分解、还原的物质排放到环境中成为自然的累赘和负担，加上当时人口猛增、大量地开采自然资源、大量地排放废弃物，造成资源短缺甚至枯竭、环境污染严重。为世人所熟知的20世纪中期西方工业化社会中所发生的“八大公害事件”表明当时西方社会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污染是极为严重的。例如，1952年12月，发生在英国伦敦的“雾都烟雾事件”导致4000多人死亡。1930年，比利时发生马斯河谷事件，因气温逆转、无风而使工业排放的烟雾大量滞留，引起6000人患呼吸道疾病，63人死亡[32]。19-20世纪之交，德国工业中心的上空长期为灰黄色的烟幕所笼罩，严重的煤烟使植物枯死，晾晒的衣服变黑，即使白昼也需要人工照明[33]。为了应对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恶果，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减轻环境污染，缓解环境污染给人们带来的伤害。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难题，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有力措施，开展生态运动，制定环境政策，欧洲执政绿党的政治实践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西方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种种难题。资本的本质是不断增值，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必然会建立起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量的生产耗费了地球上更多的自然资源，并带来大量的废弃物，给地球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为了应对环境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经常采取污染转嫁的方式，将环境污染转嫁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让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欠下的环境债买单。不少发达国家非常注重发展国内环保事业，但却将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企业向外转移，尤其是向世界落后国家和地区转移。如，1984年12月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的博柏尔农药厂发生毒气泄漏事故，导致50万人中毒，20万人受到严重伤害，2500多人死亡[34]。此类事件，不甚枚举。这对世界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极度不公平，他们没有享受到发达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好处，却要承担现代工业文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喝有毒的水，呼吸有毒的空气，吃有毒的食物，罹患各种疾病，其中有很多是不治之症。为了追逐利益，西方发达国家还以环境保护为借口，钳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比如，欧盟通过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品提出苛刻的环保标准，从而将环保作为抵御发展中国家经济竞争的重要武器，但欧盟及其成员国本身在环保方面却常因达不到要求而备受指责。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环保更被当成了美国谋求各种利益的挡箭牌和政治手段。可见，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或替代，以一种更为优越、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才可能将生态文明进一步推向前进。”[35]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性制度价值就在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确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20世纪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和批判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只有最幼稚的头脑才会相信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将是无限制发展的并因而是永世长存的”[36]。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有两个层面：一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一方面。二是以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来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来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是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否定性批判的同时，都把消除生态危机，重建生态主义传统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制度身上。他们所达成的共识是：要想摆脱生态环境危机，就必须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逻辑，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革命，应该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37]。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指称的社会主义是能够超越传统工业文明、实现高效、公正、和谐的新型社会，社会主义应该关注全球环境问题，要把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的内在诉求。这与马克思所倡导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具有某种共通性。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承载着世界对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消除生态危机的热切期望，中国肩负的责任无比重大，中国生态发展道路印证了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中国生态发展道路也在全球应对生态危机方面开了先河，具有引领和借鉴意义。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世界性实践价值在于促进劳动生态化的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最初生态关联在劳动，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理论不应该被忽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引发了生态危机。要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必须实现劳动的生态化。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劳动生态化的前提和基础，劳动的生态化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逻辑后果，前者是后者的制度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现实表现。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8]坚持社会主义，消弭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必须实现劳动的生态化。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向世人展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劳动的生态化，恢复人与自然之间良性物质变换的路径。

结论

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正在探索和践行的是一条生态发展道路。马克思的生态发展观是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中国生态发展道路的文明样式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实现基础在于劳动的生态化。它是中国人民对自己几千年悠久的生态主义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弘扬，是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时期谋求人、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初步探索，也是中国人民对西方生态发展道路的借鉴和超越。中国生态发展道路是生态原则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在生态领域的体现，其基本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从人类社会的演进和全球发展的大格局来看，中国的生态发展道路对世界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它既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历史必然性的一种实践论证，预示了人类未来的发展走向，也是对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垃圾围城等危机的一种现实回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作者：成长春、徐海红 单位：盐城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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